一、摘要
自2013年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以来,中国向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,旨在促进深化区域合作,惠及货物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。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(DID)来评估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沿线国家就业增长率的影响。实证结果显示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有正向影响,沿线国家(实验组)的平均就业增长率高于非沿线国家(对照组)0.093%,在就业结构中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男性劳动力就业增长率(0.138%)和高等教育就业增长率(1.276%)影响最大。
二、研究假设
据国际劳工组织(ILO)数据显示,2013-2016年间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平均就业增长率在0.43%左右,这一增长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,本文试图将其中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贡献分离出来,并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影响。本文的贡献在于:第一,我们不是假设分布函数和预测数据的有效性,而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2004 - 2016年的实际就业数据进行分析。第二,我们采用DID估计法,将2013年 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实施前后的沿线国家(实验组)与非沿线国家(对照组)的就业率进行对比。第三,本文的重点不仅仅局限于就业率,还关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沿线国家内部就业结构的影响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就业分类,我们分别讨论了不同性别和教育水平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异质效应。
本文DID估计的有效性是基于两个假设:(1)在没有“一带一路”的情况下,实验组与对照组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;(2)在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期间,实验组和对照组没有其他政策改革。
三、实证模型
i和t分别代表国家和时间, yit为第t年i国的就业特征度量指标, OBORi为虚拟变量,是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取值为1,否则为0;time为时间的虚拟变量, 2013年以后取值为1,否则为0; lamdai为国家固定效应,控制各国的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; rt为年度固定效应,控制了各国共同的年度冲击。
四、变量的选取及说明
本文采取2004-2016年155个的就业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,其中包括39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116个非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。
因变量
本文选取15岁以上人群就业率为因变量,来源于2004-2016年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(WDI)和国际劳工组织(ILO)。就业人员教育程度以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(UNESCO)的标准划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三个层次,其中初级教育为1(小学)和2(初中),中等教育为3(高中)和高等教育4(高等教育)。假设教育程度越高的工人可以更容易地受雇。
自变量
OBOR,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值为1,否则为0;Time,2013年之后取值为1,否则为0。
控制变量
城市人口数量(Urban),衡量一国的城市化程度,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口估计数和联合国“世界城市化前景”中的城市比例来计算而得;国内生产总值(lngdp),按购买者价格计算;教育支出占国民总收入比重(edu),衡量公共教育支出,来源于世界银行WD数据库;参与社会保险计划人口的总支付金额占其总福利比重(Insurance),衡量社会保险的充分性;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指标(ruleoflaw),衡量一国的政策和体制框架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可持续增长和扶贫。
五、实证结果
1. 对总体就业影响
表1的报告中,第1列没有考虑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,第2列中引入国家和年度固定效应,OBOR*Time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,表明2013年以后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速度比非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幅度更大,这一结果意味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就业。第3列加入了控制变量,除了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指标之外,其余变量对就业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,关键变量OBOR*Time结果依然显著为正。
2. 对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影响
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可以提高沿线国家的男女就业水平,其中对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.138%和0.114%,说明对男性的影响更大。
3. 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就业影响
从表4看出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就业影响最大,为1.276%,对受过中等教育人群的影响最小,为0.374%。
六、研究结论
自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以来,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率得到了提高,其中男性劳动力和高等教育就业群体的就业增长率有了较大的改善,从而改变了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就业结构。
作者简介
吕越(1987-),女,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讲师、硕士生导师、经济学博士、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访学访问学者、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;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。主要研究方向:全球价值链与中国;贸易与金融。目前已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经济研究》、《世界经济》、《金融研究》等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,并担任China & World Economy、《经济研究》、《管理世界》、《世界经济》、《金融研究》、《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》、《财经研究》、《财贸经济》和《南开经济研究》等杂志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。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北京市社科联项目以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课题。曾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(人文社会科学)二等奖、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等、“百人会英才奖”、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“惠园优秀青年学者”,代表性论文入选《世界经济年鉴2016》“国际投资学2015年十佳中文论文(TOP10)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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